1965年，彭德怀一边抽烟，一边固执地对毛泽东说道：我还是回乡当我的农民好，你那个官我干不了！
1965年秋天，在北京西郊一个叫吴家花园的院子里，住着一位特别的老人。
他经常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不是在院子里翻地，就是蹲在田埂上看庄稼。
不认识他的人，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位看起来像老农的人，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元帅。
那时候，彭老总已经闲居好几年。
自从1959年那次会议之后，他就不再担任重要职务，搬出了中南海，住到了这个小院里。
别人觉得这可能是失落，但他自己反倒踏实。
他把院子里的空地都开垦出来，种上粮食和蔬菜。
他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活动筋骨，心里还憋着一股劲儿。
那几年，社会上常听说哪里哪里粮食放“卫星”，亩产几千斤上万斤。
彭老总在农村长大，知道地里的收成到底是个什么数。
他就是要自己亲手种一种，看看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。
他不想老百姓被那些虚报的数字害得吃不上饭。
闲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穿着便服出门，找附近的农民聊天。
他往田埂上一蹲，跟老农没啥两样，问今年雨水咋样，问收成好不好，问日子过得难不难。
他听着，记着，这些家长里短、柴米油盐的事，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。
1961年，组织上批准他回湖南老家搞调研。
他回去一待就是30多天，跑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。
回去后他写了几大本子的调查报告，里面全是老百姓的真实情况和心里话。
1965年9月，就在他以为往后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的时候，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来找他，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。
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，任命他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，请他重新出来工作，去抓西南那边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大建设。
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也非常艰巨。
听到这个任命，彭老总心里很复杂。
他感激组织还信任他，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。
一来，他觉得自己离开岗位多年，对工业建设是外行，怕耽误了国家大事。
二来，他对自己身上之前的一些争议也有考虑。
他担心去了新地方，因为过去的这些事，开展工作会有阻力，别人对他有看法，他联系群众也不方便。
他这个人，性子直，有一说一，不会绕弯子，他怕自己这个脾气，在复杂的局面里反而会坏事。
更主要的是，经过这几年接地气的生活，他是真觉得，和土地、和老百姓在一起，心里最踏实。
身居高位，有时候难免要说些违心的话，做些违心的事。
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环境里去。
所以，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在信里他说了自己的想法。
他说，去三线工作，他恐怕难以胜任。
他还是想回湖南老家，或者去个国营农场，当个农民，种一辈子地，自食其力，不给国家添负担。
毛主席很快看到了这封信。
看到老战友的来信，毛主席心情很激动。
他让秘书立刻联系彭老总，请他到中南海见面谈一谈。
那天上午，彭老总到了中南海，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他。
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好一会儿都没松开。
毛主席看着他，说他显老。
两人走进屋里，坐下来长谈。
毛主席对彭老总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大家要团结起来向前看，一起把国家建设好。
他恳切地说，西南三线是国家的战略大后方，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交给别人他不放心，只有交给彭老总去抓，他心里才踏实。
毛主席还半开玩笑地说，让彭老总去西南，将来万一有事，还可以带兵打仗，把“名誉”恢复过来。
彭老总听着毛主席这番话，心里很受触动。
他知道，这是主席和组织上对他的巨大信任，也是国家真正需要他的时候。
个人那些委屈和顾虑，在国家大局面前，应该先放到一边。
他这个人，一辈子最怕的不是吃苦受累，而是怕辜负了信任，怕没给老百姓干实事。
最终，他放下了回乡当农民的念头，接受了这项任命。
1965年底，彭老总奔赴四川成都，开始了新的工作。
到了西南，他一点没摆领导的架子。
他下到矿井里看生产，跑到车间里问情况，在工人食堂了解伙食。
发现问题，他就想办法解决；听到困难，他就记下来协调。
他告诉身边的同志，搞建设也和当年打仗一样，离不开群众，一定要和当地老百姓搞好关系。
在西南工作的那段日子，彭老总又找回了那种为国家、为人民忙碌的充实感。
虽然条件艰苦，但他心情舒畅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件事。
不管处在什么位置，他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心，永远和泥土一样朴实，和当初那个从湖南山冲里走出来的青年一样滚烫。
从请求回乡种地，到受命奔赴西南，彭老总的这个选择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本色。
官职大小，他不在乎；个人得失，他看得清。
他在乎的，是能不能真正为老百姓做点事，是能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托付。
他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，深沉、厚重，默默承载着一切，却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。
他的名字和他做的事，会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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